甲流肺炎死亡人数，中国甲流死亡人数2023

日前，一位旅居中国的意大利裔美国记者撰文批评社会对中国控制疫情的零星疑虑，以及因病而对中国人民产生的恐惧。原因是2009年，甲型流感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有效控制，在全范围内暴发，造成全28万人死亡。相比之下，中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对和控制更好，责任感更大。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媒体。老实说，初衷是非常好的。1月底，几位印度科学家发表了一篇不负责任的论文，暗示新冠病很可能是由病人工改造而成，引发争议，许多病学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它将在几天内从互联网上删除。有些声音看似批评，但实际上植根于偏见和恐惧。这篇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文章是对不负责任的阴谋论和基于恐惧或偏见的敌意的反驳。他说得好这次疫情不是阴谋，是灾难，共同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一个人，而是病。

然而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后，却出现了一些误解。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被一些人理解为美国政府的重大错误和不负责任。这种理解无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大流行。重大传染病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题，需要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在这些情况下，公共卫生决策需要及时、适当地控制和分析从各个学科收集的大量数据和信息。首先，我们不能忘记，这次疫情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忘。SARS并不是遥远的记忆，但这一次，SARS爆发时犯下的错误再次重演，从饮食习惯到最初的反应。然后再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也可以像非典一样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启示，既可以提供积极的启示，也可以提供消极的启示，包括对疫情本身的应对，以及疫情后对经济、民生造成的次生灾难。是。

2月9日，商务部负责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防控仍是当前主要任务，但疫情防控工作肯定是有必要的。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适当扩大多业务经营范围，不再实行“一刀切”、“一日堵”。在疫情较严重的地方，“要优先组织生活必需品经营企业复工，增加供应链，让群众生活更加便利”。产业通商资源部也立即发布了帮助中小企业复工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对一些地方没有任何理由加强控制、增加层次，简单管理，是懒惰治理的具体表现，容易助长***”。尽管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疫情何时会出现拐点，但可以看出国家和广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我们认识到，这些措施将同时帮助那些直接和间接受疫情影响的人。

2009年，墨西哥士兵向人们分发口罩

2009年，墨西哥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生活实施了类似于现在的控制。当年3月17日墨西哥报告首例确诊病例，4月中旬前开始小范围感染，次日蔓延至美国。截至4月底，墨西哥政府迅速采取了多项对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防控措施，包括关闭学校、餐馆、商店等公共场所。截至4月底，患者人数逼近2000人，死亡人数超过100人。不过，5月5日，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宣布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主要原因并不是疫情明显减弱，而是疫情在两周多的时间里造成了2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由于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经济计算不应优先考虑。然而，必须考虑到，2009年，墨西哥64%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控制措施不仅不一定能完全保证在大流行期间顺利获得帮助，而且随着封锁和失业的持续，基本生存开始成为一个题。

需要注意的是，墨西哥的隔离措施其实很早就开始了，病已经离开墨西哥，但直到5月5日才出现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传播的趋势。从疫情后续发展来看，墨西哥政府在5月初解除社会时似乎出现了判断失误。截至2010年1月，墨西哥有70715人确诊感染甲型流感，死亡1316人，死亡率186人。当然，与COVID-19一样，也有一些感染病例没有被纳入统计。没有测试。随后的甲型流感全大流行，其实主要是由美国引起的。截至4月底，美国已有91例病例，其中85%的患者从未去过墨西哥，而已知该病在墨西哥的死亡率已接近5%。人们认为，如果美国当时立即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H1N1流感可能不会最终引起全大流行。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2009年也是我去美国留学的第一年。当时，病死率比非典低，但也没有明显下降，而且甲型流感广泛传播，学校照常上课，没有人穿衣服。街上的面具。与美国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对甲型流感的报道要密集得多。

甲型流感最初的感染速度比这种新型冠状病要慢，但如果新型冠状病出现在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早期隔离或许能够将病杀死在摇篮里，或者只是减缓传播速度。病的情况，现在无从得知。鉴于目前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气候，甲型流感死亡率接近5%，墨西哥非常早地结束了全面管控，并在抗击大流行的同时恢复了工作和生产。美国的行为似乎如此不负责任，以至于无视人的生命。如果说美国宽松的检疫措施体现了对该国先进医疗资源和标准的一定程度的信心，那么墨西哥这个医疗体系相对欠发达的国家似乎没有理由这么早就放松检疫措施。

题的关键在于，无论疫情多么严重，都必须考虑公共卫生控制的成本以及公共卫生控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当“成本”仍然可能是人的生命和生存时。在实践中，必须谨慎实施和选择，不存在“一刀切”的做法。且不说其他传染病，与恶性流感最接近的传染病——肺结核，也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2018年，我国肺结核患者死亡3149人，病死率近0.4%，病感染者18780人。死了。死亡率高达29%。尽管是非传染性疾病，但死亡人数却高达229.6万人。短时间内发生的COVID-19事件造成的医疗资源严重偏向对于隔离来说至关重要，但持续严格管控而人为分配医疗资源甚至生活资源，不仅剥夺了很多潜力，而且感染者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是对患有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进行紧急或长期护理的必要医疗资源。在封城级别管控以及全国所有医疗和舆论资源压倒性支持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中很多生活资源匮乏的潜在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求助。患有疾病的重症患者越来越多，他们基本的生命维持和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几乎看不到的题。

当然，另一个更容易谈论且更广泛的影响是经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此次疫情对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影响与非典进行比较。经济数字等于死亡数字。失业之后，对经济的下一个最大打击是每个活着的人。第一个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将是那些已经在贫困线或生存线以下挣扎的人。依赖他人的农村城市人口和城市下层阶级正在参与这些行业。

2009年，墨西哥地铁上戴着口罩的人们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是困难的，因为它不仅影响未知的病和传染病，而且影响整个社会。不仅与传染病本身直接相关，而且还存在生命危险。很多人不在我们能看到的名单或数字上，但他们仍然在生死边缘挣扎，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存在。在号称消灭疫情、抢救已知患者的同时，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尽力恢复部分生产生活，对于被动求救却无人理睬的潜在感染者，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奋斗。这是为其他重病患者、小企业以及需要工作或接受帮助谋生的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先决条件。它保证了他们的生存。

当我们回顾墨西哥政府为何这么早就解除公共管制时，我们不禁思考隔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代价。它对传染病本身的预防有负面影响。最终，墨西哥没有完全阻止H1N1流感大流行，但也没有使疫情明显恶化，但保住了经济，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自2010年以来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墨西哥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9年的64人减少到2015年的43人。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摆脱贫困”=“生存”。

当今大多数传染病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以及医疗资源充足且合理分配的情况下都有显着的治愈率。与COVID-19一样，湖北省以外的医疗资源分配相对容易。比05年。在疫情中心武汉，疫情的直接影响是缺乏医疗资源和社会关注的患者和疑似病例；在下级地级市县，包括随州、天门、鄂州、孝感、荆州、襄阳、黄冈等地区，这种情况可能更为严峻。湖北省及周边地区的非城市农村和贫困地区已经实施了强有力的封锁和控制措施，但具体情况似乎并不完全清楚。更广泛的次生影响将波及重病、低收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他们本来就缺乏医疗和社会资源，非常时期基本生存资源可能面临风险。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但各个城市还有数百万人在前线等待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全面复苏。尽管2009年有20万人死于甲型流感，但美国的死亡率与普通流感相似，而且死亡总人数并不像许多其他疾病那么高。美国当时公共卫生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H1N1病后来传播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他们都是医疗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因此很难计算实际发病率和死亡率。他们都太弱了。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发言权。

这场流行病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散步已经成为一种奢侈。随着新型冠状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到流感水平，至少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许多人开始看到复活的曙光，我们不能忘记，还有时间活下去。数百万人受到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受到毁灭性影响，但他们的声音尚未被听到。如此大规模、持续的国家级隔离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从此类疫情和隔离中恢复也没有后续经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近代历史上的历次大流行疫情中吸取教训，特别是2009年全爆发的甲型流感病（与新冠病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应对中，从不同的经历可以导致。还有班级。显然，每当疫情发生时，许多弱势群体的生命和基本生存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场新型冠状病正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舆论的影响强度和范围永远无法准确计算。这些人群也具有潜在易感性，但可能与肺炎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这几天疫情发生，或者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感染肺炎。采取主动，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出现在新闻头版、没有出现在统计报告中、没有出现在朋友圈中的弱势群体，同样需要及时、专业的帮助、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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